Uber 的自动驾驶致死案，至此已过去了四年。在常规的认知中，事故原因似乎也已定性 —— 由于车内的安全员分神从而酿成大祸。如今，当事人 Rafaela Vasquez 公开接受采访，首次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许，除了她自身，Uber 以及亚利桑那州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Rafaela Vasquez，她是全球首起自动驾驶致死案的安全员。沉默了三年半时间，Vasquez 选择现身谈及她在那起事故中所经历的一切。
在近七个小时的交谈中，她积压已久的情绪也终于得到释放。只是，Vasquez 仍无法平静地面对因车祸所造成的伤害。
她曾处舆论漩涡中心。人类与技术的「博弈」以生命作为代价，她是自动驾驶时代第一个承担这种痛苦的人。
一方面，这起事故给整个行业都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这起事故也正不断淡出人们的视野。
通过这篇文章，新智驾试图去还原这场波及甚广的悲剧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是外媒报道的原文，新智驾作了节选以及不改变原意的编译：
飞来横祸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司机。”
当警察找到 Rafaela Vasquez，并询问她是否是事故的肇事人时，她说：“我是一位安全员。”
▲ 当事人 Rafaela Vasquez
2018 年 3 月 20 日晚，身为 Uber 安全员的 Vasquez，驾驶着一辆沃尔沃 SUV 自动驾驶车。穿过公司车库时，墙上的一幅海报映入 Vasquez 的眼帘，画中的司机边开车边低头看手机，旁边印着一行字提醒着：It Can Wait（宁等三分，不抢一秒）。
21: 15 时，机械般的重复驾驶工作，已让 Vasquez 略感疲惫 。
这条位于亚利桑那州区的路段，之前她跟着测试车已经反复跑了 72 遍。“不过是寻常的一天。”随后，Vasquez 便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车辆行驶到了城市中心区和沙漠区之间的荒凉路段。
此时，Uber 系统识别到前方 5.6 秒外有一个不明物体，但报警系统并没有向 Vasquez 发出任何提示。计算机不知道如何定义前方的物体，在「车辆」和「其他」之间反复犹豫。
在距离检测对象 2.6 秒时，系统终于给出了识别答案：自行车！而 1.1 秒后，又切换到「其他」选项。但刹那间，再次落回到「自行车」。
最终，系统在反复计算后做出了一个决策：尝试让车辆绕过它。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车祸已经发生了。
在撞击前的 0.02 秒，车辆仍以 62 km / h 的速度往前冲，Vasquez 此时绝望地抓住方向盘。0.2 秒后，系统终于有了反应，它提醒 Vasquez：该减速了。
撞坏的自行车在人行道上刮出一道 7 米长的划痕。一位穿着深色衣服的女性痛苦地蜷缩在地上。Vasquez 立刻拨打了 911。
漫长的两个小时里，Vasquez 大脑一片空白，她不断地询问伤者的最新情况，最终得到了让她愧疚一生的消息：因伤势过重，受害者去世了。
这次事故中 Uber 的测试车处于完全自动驾驶模式，是世界上第一起自动驾驶汽车致死事故。
这场车祸，也被业内视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自动驾驶汽车被研发的初衷，便是通过技术去解决各种不安全地驾驶行为。相关数据显示，一个多世纪以来，自动驾驶技术已基本可以应对人类开车时会出现的常规失误。
“这将是整个行业的滑铁卢。”Vasquez 提到。她也因为这起事故瞬间深陷全球范围内的舆论漩涡之中。
她很焦虑。她无法界定责任归属、也不清楚安全员具体的职责所在。
“我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无力，”Vasquez 告诉警察，“ 这不是我所期望的。”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溺爱」
“亚利桑那州欢迎 Uber。”该州州长 Doug Ducey 一直希望引进一些高科技公司到他的辖区之内。
同时，他也及时下发了几项利好政策，包含让 Uber 和 Lyfts 得以进入凤凰城最大的机场开展业务、允许相关公司在亚利桑那的公共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等。
于 Uber 自动驾驶而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当时，Uber 首席执行官 Travis Kalanick 将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视为一场生存之战，尤其是与谷歌的决斗。
2015 年年初，Uber 业务增长已现疲态。为此，Uber 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部门挖走了 40 名专家，创建了 Ub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公司，希望它能为 Uber 注入自动驾驶的生机。
2016 年 12 月，在 Uber 拒绝测试许可后，加州撤销了它的测试车注册。几个小时后，Ducey 在推特上呐喊：“Uber，加利福尼亚可能不想要你，但亚利桑那永远欢迎你！”
第二天，Uber 的沃尔沃自动驾驶 SUV 便开向了亚利桑那州。
在行业认知里，自动驾驶车辆行驶的里程，是算法活力的关键之匙。
因此，在整个 2017 年，随着亚利桑那州逐步成为 Uber 最大的测试站点，公司要求 KPI 一再加码 —— 先是数十万英里测试里程，然后是数百万英里测试里程。
很快，Uber 的 40 辆汽车便在亚利桑那数千英里的郊区投入运行。安全员每天轮班运行多达 8 个班次，他们需要在自动驾驶系统有偏差时即作出纠正。
“完成这个 KPI 十分困难。”培训安全员的前雇员 Jonathan Barentine 表示，“但我们只能加速跑。”
到 2017 年底，Uber 对外宣称，每周自动驾驶车辆可测试 84000 英里。此外，监管机构当时几乎是完全放任的态度。
自动驾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Bryant Walker Smith 告诉媒体，亚利桑那州或将因为自动驾驶而备受关注：要么是非常成功的运营经验；要么就是非常惨痛的车祸事故。
他一直发出提醒，“这种程度的放任是十分危险的。”
安全员减少至一个
一方面，亚利桑那州对 Uber 放权太多；一方面，Uber 也在不断给安全员放权。
在路测的头几个月里，Uber 会安排两个安全员一起工作。两者分工明确，主驾驶位的人提示前方道路情况，而副驾驶位的人则在电脑上逐一确认系统对相关物体的检测情况。
一旦预测到即将有碰撞发生，驾驶座上的员工也可以立刻接管车辆，后期再将行车记录上交公司。
2017 年秋天，Uber 宣布将改变测试计划：每辆车只配备一个安全员。
有人提到是因为技术越来越好了。但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自动驾驶部门每年的花销递增，Uber 当然希望将劳动力成本延伸到更多里程，尽管 Uber 一直否认成本是其中的决定因素。
为此，业务部门只得跟着公司要求，急忙重新培训安全员单独管控汽车的能力。
负责人 Jonathan Barentine 表示，单个安全员的工作模式只适配于更成熟的系统版本，这样可以尽量减少人类接管车辆的次数。
安全员却对独自看管汽车感到不适应。他们需要通过安装在中控台的平板电脑输入车辆的性能反馈，而整个工作期间，没有同伴的提醒和交谈来对抗机械性工作带来的疲惫感。
并且，自动驾驶模式下，车上长时间没有“第二双眼睛”的监督，安全员们很难抵挡手机的诱惑。
但 Uber 一位主管却表示，99% 的管理层希望这个“减员”计划能继续下去。
Uber 的相关工作人员偶尔会追溯抽查，随机挑出一些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查看。但由于日程安排繁忙和里程数急剧增加，抽查并不频繁。
Vasquez 的主管后来告诉调查人员，他从未查看过 Vasquez 在工作时的视频。公司也没有实时盯着安全员，“我们不希望他们认为自己是被监视的。”
▲ Elaine Marie Herzberg 的墓地
但是，无论是监管人员还是安全员，都面临一场与自动化的西西弗斯式战斗：系统越智能，人就越不需要参与；但越少的人参与，就越难集中注意力。
包括之前因未能专注工作被解雇的 Beltran 也认为，失误部分原因是公司决策造成的。“如果车里有第二个人，我们绝对不会在开车时开小差。”
2018 年 3 月 13 日，也是事故发生前五天，Uber 自动驾驶卡车部门的运营经理 Robbie Miller 向公司高管和律师发送一封邮件。Miler 抱怨道，汽车部门的一些司机并非训练有素，之前几乎每隔一天就会有车辆损伤报告。
他敦促该公司，务必在每辆车上安排第二名安全员。同时他还认为，“大幅削减车队规模，将显著降低 Uber 自动驾驶部门卷入事故的可能。”
五天后，Vasquez 从车库出来，开始第 73 次环游斯科茨代尔环线。
那天晚上她在路上的 39 分钟里，系统只要求她接管了车辆一次，持续几秒钟。“还是发生了，我们...... 杀人了。”如前文提到，之后车祸还是发生了。
“我不能给出法律评判。”警察告诉 Vasquez，“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交通事故。”
他说，警察的记录仪正在运行，一切都将“公开进行”。他同时警告，任何改变数据的企图都是犯罪行为。
凌晨时分，Vasquez 先是回到了 Uber 总部，而后开车回家。肇事车辆被拖到警察局。
▲ 警方和 Uber 代表人的电子邮件
真相到底是什么？
当晚的事故发生后，Uber 员工帮助警方拿到了事故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存储卡 ，这在之后的调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录像显示，自动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Vasquez 坐在驾驶座上但偶尔低头凝视自己的右膝，视线离开路面的平均时间为 2.56 秒。在事故发生前的一段路，她的视线离开路面最长时间超过 26 秒。
在一次 5 秒钟的低头分神后，由 Vasquez 负责的这辆沃尔沃最终撞向了受害人 Herzberg。
Vasquez 起初对警方的公开立场感到安慰 —— 时任坦佩警察局长的 Sylvia Moir 曾向《旧金山纪事报》透露，“任何方式（无论是自动驾驶还是人为驾驶）都很难避免这起事故。Uber 可能不会受到指控。”
随后，Sylvia Moir 便收到了大量“极度愤怒”的邮件，指责警察局与“杀人犯”同谋。迫于民众压力，警方还公开了事故前的行车记录仪录像，这也为 Vasquez 后来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为了进一步调查事发当时的情况，警方要求 Vasquez 上缴手机，包括一台黑色外壳的工作手机以及一台金属外壳的个人手机。
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前几分钟，Vasquez 并没有接打电话或是发送短信，但不排除用 Netflix、Hulu 和 YouTube 看视频的可能性。
Vasquez 强调，当晚工作时，她的个人手机放在身后的钱包里，工作手机置于副驾驶座位附近；工作期间，她时常低头关注安装在中控台的 Uber 平板，抬头发现受害人时已来不及刹车。
不过，警方调取了当晚 Vasquez 手机中流媒体应用程序的信息，进一步发现：YouTube 和 Netflix 在事故发生前后的几个小时内均未检测到动态。
但在两个月后，Hulu 的法律团队报告称，事发当晚 9 点 16 分之后，Vasquez 的个人手机开始播放选秀节目 The Voice。该节目于 9 点 59 分关闭，而事故发生在 9 点 58 分。
案件的调查持续了很久。去年夏天，Vasquez 的两位新律师为其辩护道：Vasquez 当晚确实在用 Hulu 播放 The Voice—— 但她没有看，她在听。这是被允许的事情。
这让警方感到迷惑，“如果她一直在看路，这次碰撞完全可以避免。”
此外，Hulu 仅安装在 Vasquez 的个人手机上，即带有金属外壳的手机，但行车记录仪显示，Vasquez 曾将具有黑色外壳的工作手机放置在靠近自己右膝的位置（也就是她时常低头凝视的范围），这部手机里没有 Hulu。
尽管调查结果与当初 Vasquez 的供词有出入，但律师坚称，Vasquez 低头是工作所需，她是无罪的。
至今，也没人知道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Uber 的「补救」
这场悲剧发生的第二天，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专家们则抨击亚利桑那州宽松的监管环境，呼吁全国暂停自动驾驶测试，并表示“自动驾驶的发展一定会造成死伤”。
为推动自动驾驶发展付出良多的 Doug Ducey 州长震怒，亲自写信给 Uber 首席执行官 Dara Khosrowshahi：“我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公共安全。”
由于公开的行车记录仪录像引起了大众的恐慌，Uber 配合了 Doug Ducey 的要求，暂停了自动驾驶汽车测试。
此外，Uber 还进行了技术反省，对车祸和 Uber 的安全做法进行自我评估，并创建了一个安全顾问小组，其中包括一位 NHTSA 的前任管理员。
那几天，Uber 的领导层、坦佩警方和 NHTSA（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 NTSB（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联邦调查人员聚集在一起讨论事故调查进展。
期间，Uber 代表团声称，自动驾驶系统识别到了受害人，但事故的最终发生是因为 Vasquez 工作出现了失误。Vasquez 当时并不在场，但她很快察觉到，公司主管对自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不允许她出席公司的重要活动。
事故发生十天后，Uber 同意为受害人 Elaine Herzberg 的丈夫和女儿 Christine Wood 支付赔偿金，大概是几百万美元。
Christine Wood 没有自己的房子，她与母亲 Elaine Herzberg 常常在事故地点附近露营，她们在经常在那里乱穿马路，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在该地区增加了更多禁止穿越的标志。
Christine Wood 还透露，其母亲曾因毒品罪在县监狱服过刑。Elaine Herzberg 去世时，她的血液中检测出含有甲基苯丙胺，这是冰毒的有效成分，被列为第一类精神药品。
带着 Uber 给的和解金，Elaine Herzberg 的丈夫和女儿在梅萨的牧场里买了一套房子，远离那个危险的地段。
几个月后，Elaine Herzberg 的妈妈和儿子也收到了来自 Uber 的和解金。
随着和解的达成，Uber 避免了承担民事责任。至于刑事责任，事故发生一年后，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检察官宣布，该州不会对 Uber 提出刑事指控。
事故发生两年后，即 2020 年 8 月，马里科帕县检察官将针对 Vasquez 的证据提交给大陪审团。这就是有且只有 Vasquez 被指控因自动驾驶汽车导致行人死亡而被起诉的原因。
Vasquez 的辩护团队表示，通过协助警方进行调查，Uber 有可能对调查进行了引导，将责任推卸给 Vasquez 。
这样的结果也让一些 Uber 员工感到震惊和惭愧 —— 大家欠 Vasquez 一个更好的监督环境，“Uber 工程师应该要为软件 bug 负责，不能简单把责任归咎于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Uber 必须知道这样的悲剧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幸的 Vasquez
现在，只有 Vasquez 处在法律的炼狱中。
Vasquez 曾与 Uber 商量，要求公司支付刑事辩护律师费用，主管同意了，但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她也一直在等待律师做点什么，毕竟，如果「使用危险工具杀人」的罪名成立，她将面临四到八年的监禁。
Vasquez 不想再体验那种噩梦一般的生活 —— 她曾重罪入狱近 4 年。
Vasquez 出生在马里兰州郊区，她的母亲在她 3 岁时死于心脏病，所以她由父亲抚养长大。
不过，她的父亲是一位严格的天主教徒，同时是曾在越南服役的海军陆战队中士，他对自己儿子 Vasquez 所展现出来的女性气质感到愤怒，并尝试了各种干预措施，比如“祈祷同性恋者和军人远离同性恋者”。
从天主教小学、到足球队、到军校，Vasquez 一路被欺负，甚至曾遭到两名牧师、一名教练和一名治疗师的性虐待。Vasquez 说，她曾在三年级时第一次尝试自杀。
二十多岁的时候，Vasquez 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并参与了该男友策划的一场抢劫案，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后来的十年里，她的心理健康状况日渐衰弱并投入到治疗中。
2015 年，Vasquez 决定她需要强迫自己走向人群，所以报名为 Lyft 和 Uber 开车。两年后，她看到了 Uber 自动驾驶部门的广告。
2017 年夏天，Vasquez 飞往匹兹堡参加为期一周的新兵训练营，学员们需要学会将手和脚悬停相应的位置，同时也要学会迅速接管车辆，犯错的人将在一周内被淘汰。
Vasquez 晋级了，并飞回坦佩市接受更多培训，努力在公共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这让她难得地高兴起来，“感觉就像生活重新开始一样。”
但如今，她却因为这个选择陷入了另一个泥潭。
事故的发生给 Uber 带来了不小的打击，2018 年底投入使用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计划跳票，大量员工被解雇。Uber 表示，Vasquez 在 2018 年也收到了遣散费，但没有透露具体金额。
除了对法律最终审判结果感到焦虑，Vasquez 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不让人们认出她，Vasquez 已将头发拉直，也改掉了用彩绳织辫子的习惯；当不得不去便利店时，她会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再直冲进去。
甚至，新冠病毒的来袭，让她送了一口气 —— 可以名正言顺地戴上口罩。
过去这沉寂的几年里，Vasquez 不是没有试过去申请其他的工作，但结果不尽人意。
目前，她正在照顾正在接受癌症治疗的父亲，由于经济压力太大，她放弃了自己的宠物狗，坚持多年的心理健康治疗也中断了。
在凤凰城郊区，Waymo 已经能够提供完全无人化的自动驾驶运营活动，而 Vasquez 正驾驶着一辆已经老化的轿车进入办公园区 —— 经过三年半的公开沉默后，Vasquez 与记者谈论了她的经历。中途她很担心路人会认出她，她的脚踝处还佩戴着笨重的监视器。
就在采访后的一个月，Vasquez 的父亲去世了。她悲痛欲绝，也对案件审判感到更加绝望。
回顾一路走来，Vasquez 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背叛了，因为起初每个人都站在她这边，甚至警察局长。现在情况却恰恰相反。
但当阅读完网络上针对自己的尖酸刻薄的评论后，她自问自答道，“我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吗？可能并不会。”
今年二月，最新的裁决下来了：案件即将进入审判阶段，且没有新的大陪审团（此前，Vasquez 的律师曾提议要该召集一个新的大陪审团）。
有专家表，Vasquez 的律师可以在审判中提出他们对证据的看法 —— 除非 Vasquez 选择完全避免这样做，“Vasquez 也有可能会寻求认罪协议，如果她被判有罪，可能会减刑。”
不过，专家也认为，审判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利桑那州对过失杀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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