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有人用了一生奔向罗马。

当互联网经济的光芒投射到中国最基层而广袤的乡镇土地上，它引燃的乡土年轻人的光荣与梦想、激情与焦渴，在喷薄、在跃动。

“小镇青年”登上了经济的舞台，从“没钱没地位”向“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奋力爬升。

从高速流转的沿海大都市，到深山僻壤的西南高原乡村，11月下旬开始，网易科技《后厂村7号》记者深入到云南昭通、广东揭阳、湛江等地乡镇、工厂、农村和深山等地采访，探寻小镇青年在互联网浪潮下的生存状态。

快递员、广告商、网店供应商、建筑公司创办人，身份虽然三教九流，但他们的人生起跳路径相似——凭着自己的敏锐嗅觉和拼闯劲，抓住互联网的“下沉”红利，改变了命运，也因未来更残酷的竞争而焦虑。

截止2017年底，中国乡镇39888个，乡村人口5.7661亿人。

记者近距离采访的样本，或对观察小镇青年的群体有所启发。

小镇青年，逐浪时代，各显英雄本色。

我有一个梦想——见到刘强东

刘平来的人生转机，和刘强东有关。

五年多前，靠拿低保念完了初中的刘平来外出打工，离开云南省巧家县，去了300公里以外的省会昆明。

父亲跳楼那一刻开始，身为长子，他就成了这个棚户区家庭新的“脊梁”。

在昆明，刘平来做过保安、服务员、建筑工人，卖过电动自行车。虽然靠提成每个月已经能拿到四千多元，比当地公务员的薪水还要高些，但他对自己的人生只有差评，“做什么都不出彩。”

“出彩”这个词，他是从刘强东那里学来的。

“当时就是看了刘强东在新闻里面说了一句话，这是真的，说要让每个兄弟都过得有尊严、出彩，我当时就辞职了。”

他加入京东，转行干快递员去了。

向后厂村7号记者提及自己当初的选择，刘平来表现出无比的肯定。

干上快递员之后，刘平来的身份进阶通路迅速打开，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前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看得起了，以前觉得我不行的人现在也觉得我行了。”

原本，在亲朋好友的眼里，刘平来的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头，已经是在社会最底层“趴窝”了，还能有什么奔头？

出人意料地，他讨到了老婆，而且讨的还是县城里的“高知”女性——一位高中生物老师。

完全是一段误打误撞的姻缘，刘平来却觉得是入行电商对自身境遇的最大改变。

有一次，刘平来送货进村，走错了路。深夜中，未来的老婆正好在被他误送的那家串门，姑娘应要求当起他的向导，陪他一块儿送货去了。

如今，小两口养育着两个孩子，夫妻两个月收入加起来上万，在巧家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刘平来成了不少人羡慕和对标的“成功人士”。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对于以贫富分化为表征的阶层固化矛盾会带来某些层面上的消解，这一点，在后厂村7号记者横跨云、粤两地的采访案例中都有所体现，刘平来只是其中一例。

这种消解，从刘平来身上看，直接与流量下沉挂钩。

不少研究机构均发布报告，提出中国乡村消费增长的趋势，阿里研究院甚至在一份研究中提到，2012年以来中国乡村消费的增速高于城市。?在刘平来的微观视野中，也观察到一些脉络。三年前，他所在的店，面向全县一个月的送货单数最高二十单，而在今年，每月大家电单数已经接近四百单。

“刚开始的时候（网购的）都是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电饭煲之类的，从小的尝试，还有小的冰箱，差不多一千左右。现在差不多几万，比如说一个好一点的西门子冰箱，差不多都一万块。”

刘平来所在的京东店，三年前只有一个保险箱（用于保存金额较大的网购物品），现在则增加到了三个。

刘平来等具体电商从业者在基层不遗余力地奔波、灌输、宣导。

三年前回到巧家，他给农村老人送去在外工作的儿子买的洗衣机，会被老人家当作骗子轰出来。遇到这种情形，他就要想尽办法和他们套近乎、交朋友、拉家常，一步一步和对方沟通，让他们理解什么是网购。

“我每认识一个顾客，差不多知道他玩微信的，我都会加上，就像牛皮癣广告一样的，走在街上全部看到的都是你的广告。”刘平来说。

刘平来身上的吃苦耐劳，也很适宜这份工作。

巧家县，隐没在海拔近3000米的大山深处，山路十八弯，地势险峻，泥石流、滑坡频发，车辆一不小心就有翻进金沙江的危险。

刘平来却把这种心惊肉跳当作日常。

送一次货平均来回200多公里，坐溜索、爬大山、划船，一年不知道要摔进沟里多少次。

2017年，刘平来继讨到老婆后，又成了典型人物。

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年度盛典”上，他获得了“年度快递小哥”的荣誉，和同时获得其他奖项的摩拜创始人胡玮炜、微软全球副总裁张文诩等人一起出席了颁奖仪式。

“我坐在她（胡玮炜）旁边，当时我不了解摩拜单车，也不知道她是胡玮炜，介绍了我才知道。我跟他们这些大佬随便唠了一下嗑，就说未来的市场应该找什么样的人消费。”

成了典型后，当地有些领导看他不时在媒体露脸，就找他帮忙推介和代言当地的一些土特产。

刘平来站位很高，“好多人问你这辈子能挣多少钱觉得合适，我就说我这辈子不用挣多少钱，我就觉得这辈子能给我们家乡带来改变，能给我身边的人带来改变，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

但在面对竞争对手的时候，他会选择操“枪”战斗。

“其实现在为什么拼多多能出来，是淘宝、京东已经通过我们这样的快递员和工作人员（在基层）灌输的思想差不多了，它在这时候杀出来了。”刘平来说，他要提前占好山头，“我感觉拼多多还没彻底进来，它进来以后肯定要做宣传，肯定要拉山头。”

这一切之外，刘平来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当后厂村7号记者即将离开云南的时候，在机场收到了他的微信，和采访中一样，他在这条附带了三个笑脸表情的微信中提到了他的人生梦想——见到刘强东。

他的这位老板，当时正身陷在明尼苏达事件中，没有解脱出来，而纵是在那个背景下，他也坚持想把这个愿望写下来。

理由是，有五险、有保障，刘强东宁愿亏钱养他们，别人家的快递都是第三方承包，“你想这些人老了怎么办？”

追逐潮水的“厂二代”

揭阳，军埔村。

12月1日，下午三点，地面温度超过25度。进货的摩托、面包和小轿车把村里主路堵得寸步难行，档口老板、门前拿货员、仓库管理员，手速繁忙，配合着连绵呼啸的喇叭声，高节奏的场景，拼合出这个“中国淘宝村”的旺盛气象。

一家档口门前条幅高挂，“如果错过电子商务，与你擦肩而过的不是机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这双鞋子是我的发财鞋，到现在还在卖……我算是第一批做的……全部是大牌款，但是都是自己的商标。”

指着一款仿迪奥的小香风女鞋，晓松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道。

晓松在军埔村开女鞋网店，已经有三年。

他属于“厂二代”，父母曾在广东揭阳经营着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玩具外贸工厂，但是受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波及，工厂倒闭了。

出生富裕的晓松并不娇气，甚至憋着一股重振家业、出人头地的劲儿。

2013年大学毕业后，晓松开始在东莞、义乌、广州多地辗转，寻找创业机会，一度过得难以喘息。

“我到广州之后那段时间真的很惨，因为住我室友那里，说饿了，下去转了下觉得今天要花十块钱去吃饭，太贵了，走一圈上去，算了。”

直到在师兄带领下，看到了女鞋电商的红利。

“这一行的毛利大，一双有时候甚至要赚100块，女鞋就这么夸张。”晓松说。

晓松的网商进化史，最重的戏份是在学习刷单上面。

“因为淘宝那时候的搜索机制，就是谁卖的多，谁好……那时候是互刷，就是说你也在开店，我也在开店，我帮你刷，你帮我刷，是一个圈子。”

晓松说，当时除了优衣库那样的知名品牌不用刷单，所有电商都需要通过刷单的策略求生存。

刷单第三个月，他终于卖出了七单，每单赚五十元。又过了一段，接触到女鞋厂，对刷单门道进一步有所了解，变成一天能卖出七八双鞋子了。

毕业第二年，晓松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有过万的月入。

他说，之前他认识的一位熟人，深谙刷单之道，业务做得很溜。

“我对刷单是一知半解，我一天只敢刷七八单，如果刷多了我怕数据不对了。但是他们不怕，他们知道怎么规避。就是技术问题，运营技术的问题，他们懂这些，他们刷的都很可怕，一天几十单，几百单的乱刷的。”

2015年，从广州回到揭阳老家后，晓松向父母借了五万块，在家里倒腾起来。

在姐姐晓慧眼里，弟弟打小就是呆呆的一副样子，也全然不懂女性消费心理，竟然就能做起女鞋生意，让人奇怪。

晓慧目前帮弟弟打理网店客服，她原来在电信公司工作六年，看到在国企发展存在难以打破的瓶颈，没有太多的上升机会和空间，毅然辞职。

弟弟开网店时黑白不分、须发不剃，在晓华眼里有时候就像个“乞丐”，“之前他自己做客服，每天晚上三四点，他一听到声音立马就爬起来回复，如果不管，等到第二天再回复他（买家），有时候他可能就没有那个兴致想买了。”

他们这家网店的爆发性增长，发生在2016年春天，晓松用“可怕”一词来形容那波生意。

“就是刚出‘小白鞋’那一款，过完年所有的工厂没开工，我这边提前压了货，师兄甚至借钱去压货，然后直接卖爆了。那一波我赚三十万，师兄起码得赚三百万。”

“突然间，哇，增长的这么快，就看这个账户，我靠，钱真好那种（感觉）。”晓松心里盘算，“如果（这些钱）不花在正确的地方，像我这种年纪一定乱花出去了，那就买房吧。”

四千多元每平米的房子，他看着喜欢，贷款买了一套两百平米的。

晓松没有飘起来的感觉，他透露，这个村里大神很多，军埔的街面上，每家都会出几个爆款，而像他这样有房有车的人，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2016年那一波爆发之后，他的生意进入平稳期，每年平均利润维持在二三十万的水平，这个收入是当地人平均收入的30倍。

跟着淘宝做生意，晓松也有苦恼，他形容目前的生存是，“淘宝吃肉，我们喝汤”。仅2016年，他花在淘宝流量直通车上的费用就达到一百万元。

村里的档口位置每年都在被争抢，多的是干两三个月后再也找不到人影，“大浪淘沙”，这也是晓松亲眼目睹到的。

拿做女鞋的网店来说，最多时几十家，开始都认为生意好做，最后却都坚持不下去，草草收场。看多了起起落落，晓松觉得这些人的问题出在不够脚踏实地：这些人如果能坚持下去，基本上都会赚到钱。他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晓松想摆脱电商刷单的劣习。

曾有朋友提醒他，得走正道，这对晓松有所触动，“我理解刷单就是小孩子刚出世吃奶，他前期要靠吃奶才能活，但是长大了他不能继续吃奶，得吃饭，走正轨。你要是做大，早晚要摒弃刷单的道路。”

但也有无奈，淘宝的规则在改变，开流量直通车费用又越来越高，感到烧不起，像他们这样的小卖家无法可想，除了刷单，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全互联网都说拼多多是黑马，但在军埔，人们还是更“死忠”于淘宝。

晓松告诉记者，他的东西在拼多多卖不动，因为成本压不下来。他还说，这里的人们不愿意追随拼多多，是因为“马云才是真正的‘爸爸’，中国电商谁是第一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专门做淘宝的店，没有专门做拼多多的人。”

今后的路怎么走？

在晓松的人生选项里，做一辈子淘宝不是首选，但他也没有野心一定非要拥有自己的工厂。他告诉记者，以后如果资金充裕，他还是愿意做点实业，比如与人合作投资做鞋子，他明白，在主业还没有经营好的时候，不宜动其他的心思，“人不能做太多事情，有些钱也得给别人赚……有些事情你非专业人士，很容易跑偏。”

回村盖别墅

阴雨，湿热，泥泞。

11月28日下午两点，从湛江市出发2个小时，水泥公路走到了尽头，再经过一段颠簸到让人呕吐的车程，我们终于看到了北和镇边斗村的石碑。

泥路上大多是破败瓦房，鸭鹅闲散游荡，村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和孩子。

但曾一凡的客户，就在这里。

村民黄生已经在自家别墅里备好丰盛的海鲜宴，等着曾一凡一行人到来，他是曾一凡创业以来的第一位主雇。

80后的黄生，在佛山做建材代理生意。

曾一凡介绍他这位主雇，“他当时处于结婚阶段，老家父母想让他拿钱回去盖房……我们在群里面发了一篇公众号后，他就刚好看到这篇软文，联系到我们。”

黄生通过公众号上的一篇宣传软文，向曾一凡“网购”了一栋造价超过40万的别墅——从图纸到最终落成，由曾一凡公司一手打造。

一个门脸豪阔的自家大院，和它背后所蕴含的传统乡土情结，绝不仅限于许家印、刘强东等商界巨贾。用曾一凡的话讲，“每个人都有盖房的梦”。

“还是比较传统，从农村里面出来的这些打拼的人，根底里面还是有一定要回家盖房这个念头，”曾一凡说，“真的有钱的那种，小企业老板，他们就要希望回家光宗耀祖，他有地，就想把这种别墅的梦想在农村里面实现。”

边斗村目前在建的别墅超过5栋，平均单价50万左右，但这并不是后厂村7号记者此行了解到的最阔绰的。

在邻近的刘张村，有人甚至盖了一座三层半、占地1400平米的大宅。记者实地探访见到，宅中有独立的娱乐室、台球厅、婴儿房，家里一层的卫生间阔大，门上装着醒目的公共卫生间标识牌。

它的造价究竟是300万还是400万，一度引起当地人的猜想。

刘家大院从建成那一天起，就成了当地人彰显身份的示范样本，人们透过房子的面积、层数、设计，感受着彼此之间的差距。

“他家在外面混得好，最风光。”已经拥有自家别墅的黄生说，“和北方可能有不一样，广东人在外一定是低调，但回家一定要彰显实力。”

这个市场，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在玩工作室，想搞设计挣点外快，发现每年都有20、30人会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们，想要有设计感的房子，可是拿着我们的图纸在村里却找不到能看懂的施工队。”

自称乡下人出身的曾一凡，85后，读的建筑专业，之前是广州某大型设计院的设计总监，在职期间，他还成为国内一家十分著名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总部建筑的主设计师。

接私活、赚外快，却发展出另一段事业。

一年前，他跳出设计院，和几个兄弟联合成立了三间科技建筑公司，他们的业务以建筑原创设计见长，面向农村市场，业务涉及农村自建房设计、施工、监工、材料采购，全链条。

在曾一凡看来，下沉人群崛起的消费意愿与落后于城市水准的乡村供给不平衡，为自己带来了机会。

“现在年轻人在外面见识多了，包括互联网现在这么发达，他可能接触的东西都很多，很广了，所以在这方面他已经往城市里面的别墅去靠了。

“他的痛点不止是说没设计……供应链的管理，他没时间去管理，找不到专业的施工队，这些都是痛点。”

曾一凡团队之前针对所在的湛江地区农村进行过调研，据他介绍，湛江地区5县4区1636个自然村，假设每个村盖房10栋，加总起来为16000栋，而以每栋50万到80万的估价区间来算，整个湛江地区就会有100多亿规模的市场潜力。

“如果是全国的话，10%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未来的目标。但是如果是在广东，南方地区，我们的市场目标肯定是不止10%，我肯定是想50%以上。”

曾一凡瞄准的这个农村自建房市场，据相关媒体报道，在全国能达到万亿级市场规模。像他们这样的自建房服务平台，也在陆续出现。

曾一凡团队做过的一单最高造价的别墅产品，是130万人民币。

和一般的建筑公司有所不同，年轻的曾一凡团队更有互联网化味道一些，在他们的业务讲解中，能够听到“云建筑”、“平台”、“订单”、“售后”等互联网化的词汇。

借助微信朋友圈传播推广之外（他们喜欢管这种传播方式叫“裂变”），装修过程面向客户的直播和监控等互联网技术也被引入。

“直播有利于我们监工，也有利于业主看到他自己的房子每天在盖起来。整个施工的进度，之前我们是每到一个节点会派人去，这样成本很高。但是我们如果是用监控……我们就把监控视频打开，哪一点做得不好，我们立马就可以在现场通过监控指挥他去修改。”

曾一凡团队目前的产品分两大类，一类是针对个性化需求的定制，一类是产品化的乡镇别墅，他们把这类产品简称为“乡墅”。

走产品化是曾一凡团队的业务方向。

这个方向，是在他还没有从设计院离职时就已经注意到的。那时候，从很多找上门的业主中，曾一凡发现，大家的需求基本是接近的，宅基地等基础条件也相差不大，他认为这是实现产品化“乡墅”的一个可能。

这里面也有他本人学建筑专业的一点初心，他对目前农村自住房建筑风格的驳杂大为不满，那种欧式不像欧式、中式不像中式的混搭，被他批成“很丑”、“乱来”，“我们其实是有一种乡情，就觉得回到村里面看到这种房子一直都是做得很差，然后你又是这个专业的，就觉得能不能改变一下这些面貌。”

“中国文化建筑风格，我觉得以后肯定是一种流行……当你做出一些中国式的建筑更好用、或者更耐看，或者住起来更舒服的话，慢慢的人的这种思想就会往中国的底子里靠。”

在曾一凡的概念里，自住建房服务商不属于重资产经营，因为是订单（高订金）+进度款的模式，并不需要自己前期烧钱。

不过这些年轻人也承认，下一步需要融资，他们关心今后能不能抓取更多流量、得到更大份额，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野心，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先铺一点钱进去，把市场全部占了。”

你手里得先有张票

“年轻真好。我要像你那么年轻的话，我感觉世界还是我的，因为我感觉到我有一种疲倦。”

见到后厂村7号记者后，1974年出生的陈青用一种饱历世事的口吻自我慨叹道。

坐拥数千万资产、开着上百人规模的公司、一年七八千万的营业额，事业有成，年华尚好，陈青眼下却陷入了第二个人生迷茫期。

经过111轮竞价，管理服务费从一百六十万抬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万，陈青硬着头皮将一个项目拿下，这是见到记者之前发生的事。

未来十一年，除了这笔高额的服务费，他还要投资六千八百万来建设和维护广东省某三线城市的两百六十一块智能互动式公交电子站牌。这是当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项举措。

作为回报，陈青同时也取得了当地城市户外广告屏的特许经营权，“就是说我的收入靠的是户外广告屏，来置换这个建设费。”

可是，费尽心力争抢到手的这一标，又让陈青心里打鼓。

“这个东西现在是挺新的，有风险，不一定能够成熟，可能会瘫痪，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十年时间跨度太大，可变化的东西太多，未知的东西太多。”

但是，事物得辩证地看。

不确定性里，既可能是风险，也有可能潜伏着机遇，谁也说不准，陈青决定赌一把，不管最后是喜是忧，他要确保自己能够有入场驰逐的资格。

“你先拥有，先得到这张票。”

陈青开的是一家传媒公司，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刷下，原有的商业环境不断变化，陈青也敏锐感知到了。

“三大品牌（电信、移动、联通）能够支撑起我的广告的百分之五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还有三大啤酒，燕京、青岛、珠江……三大电器、苏宁、国美还有海联，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牌），他们几乎就把我户外广告分割得差不多了，但是这些年全部消失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景在陈青记忆中切换，“你看偌大的电视台，过去最顶峰是五十个亿，还包括广播，现在下滑到二十几个、三十几个亿。”

陈青说，这里面当然有消费升级的原因，但同时他将这种冲击归因于互联网吸金势力的崛起。

不过他还算幸运，户外广告经营还能存在下去，甚至有时还能出现增长，这是“因为互联网的东西最终要落地，落地要有个触点，要在街上给人看……包括京东会在双11的时候投广告，包括阿里巴巴也会投一些……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但是也不算特别多。”

赚钱大势已变，运营思路也要随之调整。去年，陈青代理了一家门户网站地方站的广告，主做房地产营销，线上和户外联动，不光给房地产商做全面的推广，还直接代理销售。

房地产目前在陈青的广告收入中占了百分之三十多，是大头。

陈青还专程到北京参加了投资班的学习，回到老家，他一口气投资了六七个项目，大部分都宣告失败，目前只剩一个还活着。

巨头们忙着筑牢“护城河”、抢占流量入口，基层的企业主们也希望能够在大时代下面分一杯羹，也能挺立潮流，而不是被浪头打翻。

心头燃烧着“再拿下一个十年”火焰的陈青，说自己当下活得很忧郁，处于一种分裂状态。

这种状态，与十年前刚刚出道时有些相似，那时候是他第一个人生迷茫期。

“当时这个城市在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建了一批漂亮的候车亭出来，原来整个城市都破破烂烂的，候车亭出来没有人要，政府要拿出来给人家经营、管理和维护，我和我弟咬咬牙拿下来了。”

投了一百五十万，压力很大，但他赶上了经济下沉的起步期。据他讲，五十六座候车亭，第一年营业额才一百七十万，第二年就变成了四百万，第三年就变成了八百万，第四年就一千二百万，第五年就一千八百万，第六年之后几乎就均衡在两千万左右。陈青自己都觉得这个过程“很神奇”。

直到现在，他的家族还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户外广告运营商，在当地市场中拥有六七成份额。

目前的这个规模，被陈青视作重新出发、开启下一个十年的基础，身在赛道上，他有些停不下来，“你做开了，不做也不行，没有办法。”

不断要紧跟和跨越，面对未知的前路，用陈青自己一句话收尾，也许更为恰当——“为什么很痛苦、很纠结，肯定是你觉得越有高度，越难做的东西，（最后）你做下来，那就是有压力的嘛。”

结语

“我们不是强者，还能不能登上舞台？”

罗振宇曾经在他的跨年演讲中这样代小镇青年发问。

炸裆、活埋、吃异物、十五六岁少年纹满全身模仿社会人——底层年轻人在快手视频中一幕幕夸张扭曲的表达，曾引发舆论热议。

在后厂村7号记者接触到的采访对象身上，同样有着追求阶层翻转和跨越的强烈愿望。

但本能而原生的欲望流淌，并不是只有争当网红这一个窄小、魔幻的出口。

《南方周末》今年夏天发表《2018中国小镇青年发展现状白皮书》称，中国抱有创业想法的小镇青年有六成之多，九成人希望工作富有挑战，“几乎每个小镇青年都有一个‘老板梦’，为此，从打印店到区块链，只要想干，他们都会付诸实施。”

命运的律动本来没有不同，只是在网络化潮流的浪舒浪舒卷中，以什么心态、朝哪一处彼岸洄游，分野也就随之发生了。

军埔村的淘宝商家晓松在送后厂村7号记者去机场的路上，谈到自己的人生，他说曾认真考虑是不是需要再读书深造一下，既提高了自己，同时，也“想知道大城市的人在想什么。”

这个声音，和《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离开他们村子时说的话，何其相似——“我想去看不同的世界，和你一起做一件伟大、艰难而有意义的事情。”

（文中晓松、晓慧、曾一凡、陈青均为化名）

资料援引出处：

民政部并国家统计局数据、尼尔森并阿里研究院相关报告、南方周末、36氪、国际在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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